o靚模、股神、棒棒堂

母親在哥哥房中，正把牆上一張大照片剝下來。
之之忙道：「媽媽，這是陳知的偶像，你不要動它。」
做母親的冷靜地說：「從來沒聽過你們供奉王安貝聿銘錢學森做偶像，為什麼？」她把大頭照片放桌子上。
之之一怔，答不上來。
「因為他們先得寒窗十載，再另外苦幹二十年。才能揚名國際，等你們聽到他們名字的時候，他們已是老頭子，不值得羨慕，而且你們也沒有能力效仿，年輕人最崇拜的是平地一聲雷就抖起來的英雄，所以歌星明星有那麼多擁躉。」
之之問自己，會嗎，媽媽的分析有道理嗎。
「尤其是反叛的，敢把前人拉下馬的英雄，因為在現實世界裡，年輕的一輩總得按規矩排隊輪候，等得焦急浮躁，巴不得有人帶頭在最快時間內實踐理想，可是這樣？」
之之欲語還休。

---亦舒　傷城記（長篇小說，述六四事件後港人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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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為學運領袖拋頭顱灑熱血，今日為美少女攬枕於會展排長龍－－傻氣沒有偉大卑微之分，廿載過去，二十歲以下年輕人依舊天真可愛，分別在於昨日浪擲青春為民主，為這一頭傳說中的異獸流過血，今日的天真以父母的金錢推砌，左手來右手去，成就一個粉艷彩霞的綺夢；夢中，周秀娜刷著牙向你招手。

　　奇異之處是，我們的未來棟樑再不濟，這個城市仍然好好地運作下去，即使港幣跌得低過人仔，青少年不是索ｋ援交便是抱著大欖枕，首長閃閃縮縮只派手下講解打空氣，呀不是，打擊吸毒的自願驗毒計劃，議員繼續一哭二鬧無建樹；港人再不智再無聊仍深諳有奶便是娘的道理，只要口甜舌滑家一句國一句，馬住阿爺，沒有什麼事解決不來，論擦鞋泊碼頭的手腕，有那一厥芳土及得上這片永恆的華麗的殖民地。

　　總有一日這批未來棟樑洗心革面；當一日父母供給不再滿足無窮物欲，見過中環櫥窗雅致地展示的Louis Vuitton手袋皮鞋，五百元一對adidas燙金波鞋在這批可愛孩子眼中淪為旺角平價貨，眾人就會乖乖穿上套裝打上領帶，天天乾坐辦公室打字也好，在街頭涎著臉面推銷寬頻也罷，他們會上班，然後買買買買買，推動偉大消費之輪，於是這個都會在眾人努力、阿爺庇蔭、誠哥恩典之下繼續繁榮進步。上海取代香港？本地每個港鐵站均連接一個美輪美奐大型商場，且看上海人自恃的品味佔優，還是我們生生不息的超人購買欲望取勝。資本主義不太講究姿態是否美麗。

　　讓我們不必為香港憂心。讓o靚模與我們舉杯，於山頂共看世界聞名的萬家燈火醉人夜景，香港，總有辦法死皮賴面活下去，願港島燈火永恆不滅。

沒跌倒過，何來站起

　　我們這個畸型社會又再自證長久的偽善：她復出娛樂圈了，又化妝得美美的拍廣告了，大家又為她鼓掌打氣：好呀好呀，阿嬌站起來了，好呀為女人爭一口氣呀；一年之前，對她萬般奚落傳閱圖片的大概是同一群人；不要問我有何理據支持這個說法，香港來來去去都是七百萬人，一向沒有金錢以外的信仰和原則，大家都精神分裂得好高興，傳媒不問是非就大書特書，只要刺激大眾的快感末梢，讓大家自我感覺良好。沒有事情值得如此認真，right？
　　
　　可是問題來了：阿嬌從來沒有跌倒過。一個正常女性，與一個成年男性做了愛，不幸遭大家看見，何來「跌倒」之說？如果要說阿嬌有受過什麼打擊，就是大眾把「阿嬌做愛」視作社會上一件非常淫濊不道德之事，把她打進十八層地獄，紛紛急不及待拿起石頭砸她，如今又興高彩烈讚嘆她大無畏復出，皇恩浩蕩地把阿嬌「扶起」，鍾欣桐是否應該跪拜一眾八公八婆，以謝大眾對一個成年女子享受性生活既往不咎？

　　最慘是當事人一直配合公司劇本演出，為保身價，先向大眾道歉，再營造堅強復出形象。本來閂埋房門做愛，干卿底事，你撞見你的朋友在房中快活，常理是道歉退出，頂多責難朋友不把房門關好，沒有強迫當事人為性行為請罪之理；可是阿嬌是少男幻想對象，是娛樂大眾的洋娃娃，所以她要道歉，她的私事，要大家「原諒」。
　　
　　至於教壞小朋友之類廢話，再駁斥也是多餘；小朋友們，大人是會做愛的，不做愛人類是會絕種的，正常成年人是需要做愛的，這些真理沒有人敢說，偏要借道德之名掩掩揚揚，虛偽至極。阿嬌不做愛了，就乖了，就站起來了。
　　
　　社會很荒謬。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說什麼，周刊的廢話當事實真理。寫社會現象是很激氣的，因為和幾百萬偽善的人吵架講道理，是很累的。

　　阿嬌，賺錢的時候就敷衍敷衍算了，出來社會做事，多多少少有點虛偽，藝人扮作玉女十惡不赦，我們在辦公室讚美老闆一身行頭就不是作假？希望你私下並沒有把自己看低，你不須大眾原諒。

港男港女

　　無線一輯所謂「港男」時事節目，又激起網上爭論，引得我不吐不快。

　　被訪的動漫迷主角究竟能否代表典型香港男子，已經激起男網友強烈反彈，此處無意詳述。我心痛的是一些香港女子評論男性時的態度：在女人口中，香港男人大都無上進心，不懂打扮，沉迷電腦世界，不懂與人溝通，事業收入均比一般女性為差．．．某月入三萬的年輕女士表示，至今仍未覓得一位收入比她高的男伴。

　　這就是了嗎？女性主義者努力了二百多年，我們還在原地踏步？在十七世紀的西方國家，女性只是男人附屬品，專責生子照顧家庭，不能擁有財產，遑論自立。未嫁的淑女合該嬌貴自矜，擇偶望高處，因為眼前團團轉追求她們的紳士，一旦變為丈夫，就主宰她下半生一切，經濟社會地位，均源自同床共枕的男人。這種身不由己，不要以為很浪漫很疏乎，趁自己還是一朵鮮花，就得急忙出嫁，因為不當好母親好妻子，飯都冇得你開。無財產、無投票權、無追求知識的自由。丈夫有何不妥，除了啞忍，還是啞忍。於是十八世紀的啟蒙年代，女性開始書寫這種不公，十九世紀演變為社會改革運動，很多激進者過監牢，絕食抗爭，才讓我們今日有權投票、讀大學、自己賺錢養自己，還可以在鏡頭面前堂堂正正月旦男人。

　　今日的女性可以在辦公室下決策，月尾薪水萬萬聲的領，在市區置業獨居，下班轉到蘭桂坊跳舞喝酒，是因為我們選擇不當他人附屬品，不以嫁得高薪男伴作人生唯一終極目標。當然人各有志，有人望作家庭中平凡小女人，有人追求羅曼史，有人情願自己過一生，都出於你的選擇。但你沒可能各樣兼得，要求男伴細心溫柔英俊接吻技巧了得之餘，還必須養得起你，要求自由自在各種權力皆享，回頭卻叉腰問對方索取物質，對不起，亦舒三十年前已經寫道，你不能要求一個人付你的賬單，同一時間尊重你。

　　要求男人必須有能力負擔女人生活，根本就是在走當附屬品的回頭路。在女性自身已有生產力的年代，男人財力高低，已變成擇偶的一項附加條件，而非往日的首要條件。這個男人收入低，不是你的對象，就去找下一個好了，正如眼前一個追求者比你矮，你拒絕之後，還有必要惡形惡相，到處批評香港男人一日不如一日？？「收入或地位低微」可能是不足之處，但是把這些不足當作男人的 incapability，等於宣稱女性仍需男人供給，沒有獨立自主能力，財富地位均需丈夫提供。你不是在侮辱男人，而是在侮辱作為獨立成年人努力掙扎的千千萬萬職業女性，我只能為當年的女性主義者嘆一聲，他們冒不為社會所容的風險為我們掙得大量自主權，一百年後卻仍有為數不少的女性甘願自視為寵物。(當然節目中那位女士未必有此含意，我是針對一些香港女士仍普遍得驚人的古老心態；幾個星期前看無線的「畢打自己人」，描述一群OL為某「鑽石王老五」你爭我奪，單單打打，真的令身為女性的我有強烈的受辱感覺）　

　　千千萬萬的人類本就各有性格特質，好伴侶可遇不可求，跟你浪漫的未必能和你廝守終生，能在經濟上支持你的未必使你感覺愉快，遇上能戀愛的人本是一種難得的幸運，既然我們都不須再以找對象組織家庭為存活的手段，何必把愛情化為男女角力賽，處處數落對方條件，尋不著的時候憤恨指責異性不能匹配？香港近年的男女互數不是讓人心寒，還望你們記住，如此亢奮激昂的虛擬罵戰，無助各人覓得稱心伴侶，心胸狹窄是腐敗的根源，社會上很多問題可以透過理論尋找解決辦法，感情上的滿足，卻很多時是個人的幸與不幸而已。

不吐不快

有關阿嬌的。沒有時間，不長篇大論了。看新聞，大家說原諒她吧。原諒甚麼？當時兩情相悅，你情我願，何罪之有？公眾人物就沒有七情六慾，不用除褲痾屎？照片原本不是拍給大家看的。你不會邀請你的小朋友入睡房看你是否有道德地堅守傳教士式。不幸房門關不緊，給撞破了，哥哥姊姊是否應該替妹妹弟弟致電「家檢處」(say, run by granddad or grandma)， 投訴你為人父母行為不檢，breaking their hearts？說原諒的話，應該是阿嬌原諒偽善的香港人肆無忌旦地流傳、收藏、和鑒賞她的私人照片。

By the way, 我不是粉絲。

香港能否成為「創意之都」？

信報 P25 理財投資 珠三角都會區發展論叢 By 王兆俊 2009-02-16

去年年底，深圳成功搶在同樣爭取成為「設計之都」的上海之前，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設計之都」稱號，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路中的第六個「設計之都」，也是創意城市網路目前十六個城市中唯一的中國城市。

2007年，深圳的文化產業增加值達465.5億元，同比增長18.2%，佔GDP比重為6.9%。據統計，目前深圳的文化產業從業人員超過25萬人，其中設計師就超過6萬人。在亮麗數字背後，有人擔心深圳的創意產業，會變為加工貿易方式的勞動密集型生產，設計人員即使數目眾多，可能受僱於大企業，創作變成流水作業。但是，成功入圍「設計之都」，畢竟代表其發展努力已獲肯定。

深圳被封「設計之都」，一河之隔的香港同樣要當「創意之都」。特首曾蔭權在2007年施政報告中提出香港要加強發展創意產業，做「創意之都」，但是年多下來，還看不到甚麼重大措施。早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在立法會就「推動本地創意產業的發展」議案發言時，再次表示要將香港發展成為區內的「創意之都」，甚至是亞洲創意樞紐。局長並在發言中指出，創意產業注重創新和嘗試，未必能在短期內有回報，所以不應以衡工量值的準則來看待，一般的撥款規條不完全適用於創意產業，希望議員為創意產業審批撥款時，能予空間。

局長的觀點，正正道出了香港在創意文化產業發展上的困局。正如不少論點指出，香港社會的一大特色，就是急功近利，缺乏長遠視野。商界對回報能力較低的事業固然無甚興趣，其實政府對創意文化活動的態度也可堪玩味。例如目前政府對文藝團體的資助，仍然是繁文縟節限制甚多。光是花錢要三個報價，不選最低價者要寫報告解釋，就已經使藝團不勝其煩了。

創意產業是香港的新出路

金融海嘯下，香港是否需要新產業的問題就更顯重要。國際上不乏因為原來的老本行風光不再，而發展長做長有的創意文化產業獲得成功的例子。曾經是世界重工業大城的格拉斯哥，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重工業沒落之後，一如不少城市般走向金融業，但卻並未就此滿足，同時亦大力發展創意文化產業。不出幾年，就在1990年被歐盟的前身，當時的歐洲委員會選為歐洲文化之都。

即使是香港最喜歡拿來當金融榜樣的倫敦，也同樣是創意產業大城。雖然倫敦早已是全球公認的金融中心，但自貝理雅在1997年提出重點發展創意產業後，制定了明確政策支持創意產業發展，目前倫敦的創意產業從業人數達52萬人，為全倫敦就業人數的五分之一，年增長率9%，比金融業的5%高。從全英國來看，創意產業在近十年來的增長速度為整體經濟的兩倍，佔全國GDP的8.2%，是僅次於金融業的第二大產業。

在政府加大力度發展以金融業為首的四大支柱產業之下，近年香港的創意產業只佔GDP的2%。這個數字固然遠低於英國、日本、南韓等創意產業發達的國家，甚至還低於正與香港競爭亞洲金融中心地位，同時卻懂得將創意產業定為廿一世紀戰略產業的新加坡的3.6%。在全球金融業搖搖欲墜的今天，香港實在應該好好思考如何發展知識型經濟的核心、仍屬朝陽行業的創意產業，而與同屬嶺南文化背景的珠三角配合發展，正是一條出路。

配合珠三角發展創意產業

珠三角正在快速成長的眾多產業中，香港能積極參與的可謂買少見少。香港自身有創意產業的基礎，但香港是彈丸之地，在國際優勢比區域優勢重要的全球化年代，創意產業走不出去就難免衰敗。香港可以善用本身的優勢，在珠三角的創意文化產業鏈上創造自己的定位。例如利用較完善的法律制度，較廣泛的國際聯繫，較優秀的管理水平等，與珠三角的創意產業合作，同時為自身的創意產業找尋新的發展空間。

但是，香港要能在珠三角的創意產業的發展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還必須要面對一個老問題，就是急功近利的短視心態。直至目前為止，香港各界仍然只視創意產業為一門生意，包括政府，看待創意產業的重點，也往往只停留於某個項目短期內能創造多少就業，能帶來多少經濟效益之類的問題，而忽略了創意產業在經濟以外的重要社會文化作用，就是提升生活質素，改善人文素養，甚至這些才是創意產業存在的終極目的。

不能只視創意為一門生意

說這些是不是太虛無縹緲？其實創意有時就是從不切實際開始，所以最有創意的人─藝術家，往往予人類似的觀感。創意首先是與既有文化、既有制度、既得利益相矛盾，開放而沒有框架、標準，任其演變、演化。若社會只視發展創意文化產業為一門圖利的生意，例如將繪畫藝術變成行貨生產，本末倒置之下，創意氛圍必然受到局限，長遠而言不利於誕生和吸引高質素的創意人才，更不利於培養具鑑賞力的受眾，無法支持產業的發展。

自由開放的創意氛圍，是創意產業發展的必須土壤；社會能接納不同群體，包容小眾活動，是醞釀創意的先決條件。但是我們的政府對創意氛圍的理解和重視程度又如何？政府自本財政年度起，每年預留一千萬元，在社區及向年青一代推廣創新文化。在一個有七百萬人口的大都市，以一千萬元一年來推廣新文化，只能說是聊勝於無，人均一元四角，成效如何，不問可知。

創意文化氛圍從生活開始

政府對社區生活空間的管理，亦對創意氛圍有極大影響。今天的香港，許多制度和措施都預設和限制了市民的選擇和口味，抹煞小眾趣味和活動的空間。例如公園，只要看看入口的禁止事項牌，就會明白政府只歡迎市民在公園裡頭乖乖的安靜的、按設計的坐著。這是否和香港官員一直為人咎病的官僚心態，怕出事被投訴背黑鑊的習性有關？凡某活動少人喜歡做，或有部份人不喜歡別人做，不管活動是否真的會危害別人，不管不惜以抹煞那些活動來維護的「公共空間」是否一個只有幾位老人在打瞌睡的遼闊公園，都一律禁止，那就官民安樂，天下太平了。

成都的交通警察，將一條多線大道上的班馬線，由黑白相間漆成紅白相間，又在上面畫上心連心圖案，並以英文寫上我愛你字句。這條愛情斑馬線成為成都的新旅遊點，情侶在斑馬線上拍照留念，甚至站在大道上拍結婚照。香港人可能會問，車來車往，會不會危險？成都的警察卻認為，這條斑馬線是提醒人們，過馬路和愛情一樣需要安全，需要停一停想一想。

不過，在香港這樣一個連沙灘也禁止打排球和玩飛碟的城市，這種做法肯定超出當局的想像。以現時香港社會文化之保守和官僚，是否可以建設成「創意之都」，恐怕是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了。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

廟街兩妙族

海辛承著寫西塘故事之勢，在1996年再出版關於廟街三代人的故事。當年臨近回歸，香港不少作家以古時香港為背景，寫下一個又一個舊香港的故事。先是旅港的施叔青寫了「香港三部曲」(1993-1997)，後來有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1994)，西西的《飛氈》(1996)，董啟章的《地圖集》(1997) ，陳慧的《拾香紀》(1998)，地域性強一點的有林蔭的《九龍城寨烟雲》(1997)，當然少不了海辛的《塘西三代名花》(1991)和《花族留痕》(1993)。

一眾作家著意在九七回歸為香港寫「史」，不無香港消失的焦慮。香港大學退休教授阿巴斯 (Ackbar Abbas) 就曾著書談及香港的「消失政治」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他在書中試圖說明香港的文化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香港將行「消失」。因為對「消失」的焦慮，所以無論是作家或導演都著意尋找香港的過去、歷史和文化，在在要回答「甚麼是香港？」這問題。

現在回看，當時文學界鬧哄哄的談文化身份，作家一股腦兒的為香港寫史，不少作品給人急就章的感覺，寫來並不完滿，甚麼為了遷就出版日期，趕及回歸早發表而把小說寫淺了。而海辛的《廟街兩妙族》並不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甚至應該有很多讀者會覺得它不入流，把這書放到「流行」之列。說是「流行」，其實也不流行，我想會讀這書的人不多，比起張小嫻、深雪等作家的作品，這書應該賺不了多少錢。但會被人視為「流行」主要是敘事風格和故事背後所持有的世界觀。

海辛的小說向來都是典型的寫實風格，小說主要以說故事為主，不在形式或結構上下功夫，語言也平實，總之是一派寫「史」的風格。故事以廟街為背景，寫馬、洪兩家三代人的糾纏與瓜葛，馬家第一代馬艷紅是三、四十年廟街的妓女，第二代馬玉蝶是馬艷紅在廟前拾回家的養女，第三代馬綺思也是養女，而馬月思則是馬玉蝶與洪家第二代的洪泳所生的。他們所生的還有大兒子洪河山，是洪家的第三代。至於洪家的第一代則是當年廟街的龍頭大佬大耳洪大哥。洪永與馬玉碟雖有夫妻之實，也有生兒育女，但並無夫妻之名，原因是因為第一次的兩老要玩單親遊戲，洪家只有男而馬家只有女。

故事開始時已是92年，馬綺思留學歸來。她在美國結識了香港地產商公子高禮鵬，回來準備結婚。然後故事在不同章節插入馬綺思童年與洪河山青梅竹馬的感情，又出現第一代大耳洪與他的正室劉伙娣及馬艷紅的三角關，及後談及三年零八個月大耳洪被收監、虐待以至「著草」的日子，也談及後來大耳洪與馬艷紅如何發跡，如何建立自己的家族，又會插入洪泳與馬玉碟公開的秘密戀情，並從大耳洪師弟陳鶴的角度側寫這兩家人的風風雨雨。當談及第一代和第二代時，真是奇情、暴力、堅忍、痛苦、出格甚麼都有。

但是到了故事後段，第一、二代的故事都交待後，回到現在的第三代，一切又回到俗套，作者是一章又一章的去解決第三代之間的感情瓜葛。寫及第一、二代時還有不少廟街的元素，如黑道後來成為武館師傅，如妓女後來靠收租和涼茶舖發跡。但是到了第三代，廟街已經成為背境，地域後多時候都轉到上流社會出及的商業區，或用以避難偷情的南丫島，由原來多方多向的奇情故事變成三角又三角的愛情故事。雖說當中不乏出格的感情，例如戀父，但一切最後又回到最典型的家庭模式，以及中國傳統最異型的大團圓結局。

正當我掩卷嘆息時，我發覺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這或許是個有趣的現象。三、四十年代廟街又黑又黃自然有奇情可寫，抗戰時期的辛酸又可以加一筆，及後五、六十年代捱苦，七、八十年代發跡，到九十年代的繁榮穩定，這彷彿成了這小說回溯歷史的模式。到了九十年代，城市發展，馬家已從第一代的「祖屋」搬至油麻地近海旁的高級住宅。廟街從某角度來說（特別是書中提及的上流社會）是個污點，但香港早已從這個污點中走出來，雖然過來的點滴還在，但馬艷紅早已除名甚至成為慈善家。若果過去還有一大堆奮鬥的故事可講，九十年代的中產（其實馬家應該算是富貴人家，隨時有過億的身家）也就只好講講他們的情場韻事，只好以感情上的堅忍宣示我們承繼著上一代美好的價值。

2009美國經濟學年會奇遇記 (一之二)

古來征戰幾人回？

臨老入書叢的我，今年終於在天時、地利、人和下準備完成博士課程了。畢業就要找工作，那就是要上經濟學家的就業市場(on the job market)。還是喜歡雷恩師口中所說的「出道」，感覺非常有型。今年美國經濟學年會在三藩市舉行，全球的準經濟學家在金融海嘯所導致的就業市場萎縮下戰戰兢兢地到來面試。我身為其中之一，自己親身遇到或所看見的事，有些到現在還不敢相信是事實。等待第二輪面試(campus visits; flyouts)消息，鬱悶得很，寫點輕鬆的東西希望可助調劑。那就讓我把所見所聞娓娓道來。從普通的說起 — 好戲還在後頭。

一月一日早上六時架車往機場，從位於東岸的匹茲堡飛往西岸，先往拉斯維加斯，再轉飛三藩市。抵達後往酒店休息一會，便走出來逛街。三藩市的downtown像銅鑼灣一樣，感覺就像是回家了。我是從事微觀經濟理論研究的。微觀經濟理論在今天來說跟那張五常認為是最一無事處的博奕論(game theory)並無兩樣。對一個在二流大學出來的人，攪微觀理論要和一流大學出來的競爭，因為一般在二流或以下大學的研究生很少會研究不切實際的微觀理論，加上今年我們的就業市場那麼不景氣 — 大部份美國的州立大學也沒有資金招聘新教員 — 往這裡來很有點出征戰地的感覺。幸好這幾年下來培養了愛打逆境波的特殊辟好，總能夠捱到最後吧。但正所謂古來征戰幾人回，加上強弱縣殊 — 他們二十大出來的可不是開玩笑的 — 要是「戰死沙場」，也要做個「飽鬼」，於是便一支公往唐人街去，吃了一客豉椒牛河，再貪婪地加了個皮蛋瘦肉粥。隨機地走進一間食肆，也要給在匹茲堡找到的高境界得多，感動得差不多掉下淚來。離開食肆，買了幾個水果，便回到酒店。看了幾遍為面試所準備的台辭，便鑽進被窩裡。這是第一天，算是平平無奇。

實証理論家？

三藩市的時間較匹玆堡早三小時，平常習慣八時起床，二號那天當地時間五時多已醒來了。無聊之際又不想弄醒一同前來面試的韓國同學，便到酒店裡的健身室跑步去。回來後梳洗，穿上戰甲，準備九時的第一個面試。身穿西服，手挽公事包，久違了中環上班一族的感覺。走上面試的酒店，還有十來分鐘才到九時，沒啥可做便找疑似華裔的房務阿姐答訕去。三藩市是早期台山人移民的重鎮。台山位於廣東，說的當然是廣東話了。從來未試過在美國的酒店可跟職員說廣東話，而發現這位阿姐更是來自香港(！)，感覺更是親切。我一向認為自己不是一個外向的人，但要在面試中獲得成功，滔滔不絕總較沉默不語好，在沒辦法底下只好自我催眠一番，喚醒體內的一朵社交花蝴蝶，看來效果還算不錯。踏入九時，敲門，入房，坐下，寒暄。跟著便開始用十牛三虎之力在一臉疑問的面試人員面前解釋我的就業論文(Job Market Paper)，盡量用最簡單的語言解釋背後湛深的理論。但這似乎是對牛彈琴了 — 解釋完之後，其中一位問：這是一篇實証(empirical)的文章嗎………

懷著很不爽的心情步行回酒店，竟然看見鄭國漢教授從我下榻的酒店走出來。體內的花蝴蝶又再蠢蠢郤動，立刻上前打個招呼。我知道鄭教授是不認得我的了，但當年申請報讀研究院，鄭教授是其中一個為我寫推薦信的老師。得人恩果千年記，今天這個愚生快要出道，怎能不向鄭教授感謝一番呢？其餘除了雷恩師的信外，港大的孫永泉教授當年也有為我寫信，在此也向他致萬二份的謝意。此外梁兆輝教授雖沒有替我寫信，當年也不怎記得我，但在電郵通訊裡對我多番鼓勵，在此也向他致謝。

釋智大學

回到酒店，向導師們發了個電郵，分享第一個面試「有趣」的遭遇，便又準備往第二個面試去了。第二所面試的大學是一所頗不錯的liberal arts college — 在香港譯作「博雅大學」，其實有點不對。多年前雷恩師或練乙錚(忘記了是誰)說的「釋智大學」才是正確的譯法，原因不贅了。美國有很多很好的釋智大學，並不一定較研究型大學要差。好像這間大學的經濟系便是專門訓練本科生進入研究院的。在各實証研究領域有很大貢獻，麻省理工的安格斯徹(Joshua Angrist)和前國際貨幣基金總裁顧嘉(Anne Krueger)便是在此所大學取得學士學位的。我不是在美國土生土長，說英語帶有口音，自知在這優秀的教學型大學被聘請is a long shot — 即機會渺茫，但可一窺美國教育制度的堂奧，也算是不枉此行。特區政府希望把香港所有大學發展成研究型大學，似乎是不知道教學型大學的可貴了。

今天面試的大學便此兩所，完成後便相約此博客貢獻者之一，在明尼蘇達研究實証工業組織(Empiric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同是on the job market的Tommy弟見面。跟Tommy通信多年了，這次還是第一次見面。Tommy雖與我相差不只一個generation gap，但大家也是在科大本科畢業，而他出身草根，在耳濡目染下愛用某種語言表達自己，而我讀男校出身，自小運用這種語言游刃有餘得像本能一樣，彼此不謀而合，是故非常投契。我曾跟他打趣地說在語言運用上，我們這兩位快要出道的香港經濟學家是繼承了張五常的優良傳統了。我們再約了闊別多年，在佐治亞科技大學(Georgia Tech)任教的何震宇，和同是on the job market，在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為人溫柔敦厚的周德威一同前往唐人街「大擦一餐」。要是回了港探親的Byron也在，那就perfect了。這是第二天，當時不知道「奇遇」將會在明天發生。

送果籃。格傑冷

一月三日，2009美國經濟學年會正式開幕。今天有四個面試，但重頭戲是晚上將會與雷恩師吃晚飯。赴美多年，除了是兩次回港外，跟雷恩師碰面都是在美國，而其中兩次也是在參加年會時發生的。其實稱雷公為恩師還不是很夠，稱為雷恩公也不會為過；當年要不是他力排眾議鼓勵我這個本科微積分拿C+的學生嘗試報讀研究院，我今天可能還在香港替一些只懂泡妞的富豪第二代所開設的豆潤公司送果籃。我自覺是一個頗「聽話」的人，但必須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是那吩咐我做事的人首先要得到我的尊重。足夠條件(sufficient condition)也配合的話，那就不要說是送果籃，就是上刀山、落油鑊，那又如何，但如果………還是不要離題太遠了……

言歸正傳，第一個面試的是「格傑冷」 — 香港城大。面試我的是從加拿大回流執掌城大經濟系的陳教授，還有從台灣中央研究院加盟的Chia-Hui Lu和Charles Leung。有眼不識泰山，後來才知道Charles Leung便是在信報有發表文章的梁嘉銳。聽說城大這幾年發展得不錯，希望那些追蹤張小姐的狗仔隊不要把神聖的學術之地給染污就好了。

「阿難」與「佛陀」

第一個面試完畢，回到年會總部 - San Francisco Hilton - 的大堂遊蕩。眼前車水馬龍，在等待下一個面試之餘，到處張望看看有沒有美女出現，讓眼睛吃點冰淇淋，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至於收穫如何，那就不便多提了。突然間，看到有兩位採訪人員圍著一個人在做訪問，定神一看，赫然是大名鼎鼎，在一九七二年獲諾貝爾獎的阿羅(Kenneth Arrow)！心想必是在訪問他有關金融海嘯的看法吧。若是要在眾多諾獎得主中選出一位諾獎中的諾獎，我認為阿羅絕對當之無愧。我們這些晚輩一生有幾何能親眼看見像他這個級數的人物，於是立刻拿出手機拍下這照片。後來也看見同一班採訪人員訪問史德格拉殊(Joseph Stiglitz)；同是諾獎得主(2001年)，但珠玉在前，那就沒有衝動拍照了。

阿羅在經濟學三個重要領域有劃時代的貢獻，而他是以其中一項 — 一般均衡理論 (general equilibrium) — 獲頒諾獎的。簡單來說，他用嚴謹的數學証明了我們經濟學家的老祖宗 — 阿當史密斯 (Adam Smith) — 在邏輯上是對的。他也是資訊經濟學(Information Economics)的其中一個鼻祖 — 所以說他是珠玉在前，對後來以資訊經濟學獲頒諾獎的史德格拉殊並沒有不敬之意。另外他也跟2007年獲頒諾獎，最近謝世了的哈佛玆(Leonid Hurwicz)在很早期共同發表過文章。哈佛玆跟普林斯頓的萬斯基(Eric Maskin)和芝大的米亞遜(Roger Myerson)以這十多二十年來在微觀理論中大行其道，有關文章如雨後春筍的機制設計(Mechanism Design)得諾獎 (我對此領域算是有點認識，有機會可以談談)。說阿羅是這領域其中一個先鋒者，反對的人不會太多吧。阿羅另外的一個貢獻 — 雷恩師認為是最不可思議的 — 便是他的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我功力未純，未能以三言兩語道出奇妙，那就不如藏拙，不贅了。阿羅的貢獻足以啟發他的後輩拿數個諾獎，所以說他是諾獎得主中的諾獎得主，一點也不誇張。當代微觀理論高手盧賓斯坦(Ariel Rubinstein)在1994年納殊(John Nash)獲頒諾獎後為文歌頌納殊是建造經濟模型的大師(The Master of Economic Modeling)，其中提到諾獎可以是一種為某些社會目的所設立的社會制度(a social institution to serve social goals)。我甚為同意。但若是純粹從科學的貢獻來衡量，阿羅獲頒三個諾獎，我相信沒有誰敢說甚麼。

佛陀十大弟子，個個智慧萬象。其中大家看佛經開首都有這句「如是我聞」，就是佛的一位弟子在佛入涅槃後把佛的教誨記錄下時，表明是自己聽回來的。不以他說作己出，是一流學者的風範了。這位佛弟子就是多聞第一的阿難；要是Arrow不是被前輩翻譯成了阿羅，我會為他取中文名為「阿難」。謝世了的「佛」利民與這位在世的「阿難」，兩位都是極有份量的諾獎得主，不是很有意思嗎？今天愈來愈技術化的經濟學，要等多少年才可以等到這等人物「再世」呢？

販夫走卒的智慧

完成跟著下來的兩個面試後，跟兩位回了中國，現在為國內兩家重要大學到來「渣旗」面試的前畢業生吃午飯。走在路上，看到了這個奇境。我們也有養貓，兩只在澳洲出生，跟著我們從香港遠渡重洋來美定居，橫跨三大洲的愛兒Sardine (名字取自村上春樹小說中的貓) 和Oscar是我做研究做到金睛火眼時最好的清涼劑。但不需要像我這樣熟知貓的脾性的人，看到此境也會感到極不可思議。於是禁不住問牠們的主人 — 一個賣藝者 — 這怎麼可能。主人淡淡然地說："Everything is possible."

有時販夫走卒的智慧不會給自命不凡的知識份子比下去，Byron弟相信會很同意吧。曾經聽到一位讀其他學科的朋友說：「他們讀得書少，我不怪他們。」我絕對明白說豪情壯語時那一刻的快感，自己也經常忍不住過癮一番，但若這位朋友是由衷的話，那就有點不知天高地厚了。其實這也很難怪，自古文人相輕，對其他不是文人的，就更加輕上加輕致比鴻毛更輕了。我年青時吃過點夜粥，發現此等現象在武術界也很普遍。其中是否可以建造一個模型來解釋呢？

美國一般能夠容納奇人異仕的能耐遠較香港或其他華人社會高 — 這是我有機會在美留下的話不想回港的其中一個原因。但話說回頭，看見那只鼠和貓定得實在有點不自然，希望這不牽涉任何不人道的東西，否則愛護動物有嘉的太座又會憤怒了。

謝謝海明威

下午完成最後一個面試後，今天來說便自由了。離跟雷恩師相約吃飯還有數小時，做甚麼好呢？於是決定再次到處遊蕩，但今次不是為著看美女，而是看看有甚麼講座可以參加。美國經濟學年會舉辦的主要目的是讓行家報告研究成果，為我們這些初哥面試只是附帶項目罷了。在兩所大型酒店裡，同一時間可以有數十個講座進行。隨便翻翻像一本小書厚的場刊，知道了Hilton某層有很多的講座將會舉行，便「蹤」了上去。並沒有特定想去那一個講座，但還繞一圈，在一個擠得水洩不通的會議房看見了在鄰居大學 — 卡耐基美隆(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 任教的行為經濟學家羅溫斯坦(George Loewenstein)。羅溫斯坦教授是弗洛依德的曾孫，雖是拿經濟學的博士，流著的卻是心理學家的血。我有幸於博士第三年跨校選修羅教授的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讓我大開眼界。但基於某些原因，我上課表現其差。大致是因為老師通常是對最好和最差的學生最有印象，所以他還認得我。跟他打了個招呼，便決定找過位置坐下來，聽聽這個講座。

一個講座裡通常會有三篇論文被宣讀。其中一篇是來自當年在行內傳為一時佳話，作了易性手術(男--->女)，現在在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的麥哥拉斯姬教授(Deirdre McCloskey，易性前名Donald McCloskey)。我寫文章一向給導師批評抓不到重點，著我要向海明威學習甚麼是言簡意駭，而推動我寫這個奇遇記的其實是跟麥哥拉斯姬教授的接觸，寫了這麼長「主角」才出現，要是導師懂中文並看了此文，一定又要「挨罵」了。

提起海明威，我的英文名字是Ernest。當年本科畢業為找工作方便，差不多隨機地選了此名字。當時不知道大文豪海明威的名字也是Ernest(海明威是姓)。今天早上第二個面試，一開始面試人員便問我為何叫自己作Ernest。一時不知如何應對，給這無關痛痕的問題殺個措手不及。突然靈機一觸，便開始胡扯到海明威去，說出導師對我為文的要求。面試教授們聽後哈哈大笑，我卻一額冷汗，暗暗讚歎體內花蝴蝶的無邊力量。他們可不知道我這個不學無術，被親朋恥笑為沒有任何藝術或文學修養的象牙塔模型工匠，其實半頁海明威也未讀過！！OMG，又離題了。

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Invisible Butterfly

率先宣讀論文的是麥哥拉斯姬教授。從參予者的背景看，便可知道這講座的主旨不是很「主流」的經濟學。翻翻場刊，果然如是：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after 250 Years。麥教授探討的是後世如何誤解了阿當史密斯。一提起老祖宗(緊記不是龍虎門中的那位天下無敵)，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會是他的「國富論」 — The Wealth of Nations (其實英文全名是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而其中家傳互曉的，要數他提出個人自利如何在無形之手(The Invisible Hand) — 那就是市場 — 引導下推動社會整體的利益。上文提到阿羅得諾獎的一般均衡理論，便是証明老祖宗純粹透過觀察所領悟到神秘莫測的The Invisible Hand，在受嚴謹邏輯規範的數學模型裡確是真有其事。最近大家在受到金融海嘯唬嚇下，對自由市場似乎失去了憧憬。香港經濟學界是「非常芝加哥」的，對維護自由市場不遺餘力。我在香港經濟學界的「培訓」中長大，但來美後吸取了他家的養份，對自由市場不是一個死硬粉絲 (diehard fans)。有機會可以把自己的觀點分享一下。

麥教授認為國富論這一段對人類自利特性的看法，只不過是老祖宗的其中之一點點思想而已；要一窺其全豹，必要透過了解老祖宗的其他著作，尤其是發表比「國富論」早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否則必會流於以偏蓋全。今天在各經濟系工廠大規模生產，個個氣高扯揚，品質卻參差不齊的經濟學博士，沒有誰會讀過「國富論」，更迋論「道德情操論」了。其中麥教授的文章提到芝大的盧卡斯(Robert Lucas, 以理性預期 - Rational Expectations - 於1995年獲頒諾獎)提議他的博士生不要讀發表了超過五年以上的文章，導致他們讀"Keynes"的發音為"Keens"；與此同時，"Keens"的學生萊恩曉奮(Axel Leijonhvud)卻認為認識一門學科的發展史有助後人重新在重要的分叉路上探索學科的發展是否走對了路。如沒記錯，萊恩曉奮當年寫了一本擲地有聲，詮釋凱恩斯通論的名著；智者之見，果然非同凡響。

麥教授引旨時提出經濟學家經常互相誤解，立論似曾相識。她說老祖宗被人誤解如是，近代的高斯(Ronald Coase)也是如是。就高斯的思想而言，麥教授尤其強調真正可以問道的，是高斯本人……讀到此處，聰明的你應該可以猜到我在無形的花蝴蝶(The Invisible Butterfly)引導下，接下來將會發生甚麼事。但暫時賣個關子。

一流科學家與一流演講家

麥教授宣讀論文完畢後，一位來自哈佛的教授擔任討論。跟著便到史密斯出來宣讀文章，反駁麥教授，說他自己的思想並沒給後人誤解……各位，這不是詭異小說，我在說笑而已：此史密斯不同彼史密斯，我是在說2002年以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 Economics)跟自稱沒有上過一節經濟學課的心理學家卡納民(Daniel Kahneman)分享諾獎的Vernon Smith (我跟實驗經濟學也有過二份之一手，彼此若即若離，但似乎緣份未盡，他日有機會另文討論)。同姓三份親，史密斯教授對老祖宗推崇有嘉，以前經常打著印有老祖宗圖像的領帶，今天更進一步，棄了領帶而在領頭掛了個刻了老祖宗圖像的襟章。依稀記得張五常在文章裡曾提到當年他跟高斯參加一個有關漁業的會議，曾與史密斯教授交過手。

或許是我太不知天高地厚，覺得史密斯教授的演說技巧並不是很高。他今天宣讀文章的題目是「阿當史密斯第一和最後一本書中的財富」(The Wealth in Adam Smith's First and Last Book)。他帶了讀稿，在大約半小時內讀了出來。完成後，我所得的不多。可能是因為我上過羅溫斯坦教授的課的關係，有點先入為主，但當他為史密斯教授的宣讀作討論時，我覺得非常清晰易懂，對問題才開始有所了解。我在幾年研究院生涯裡，聽過不少講座，主講的有些是無名小卒，但大名鼎鼎的亦為數不少。觀察所得的結論是一流的研究人才並不一定是一流的演講家，但一流的演講家，通常在做研究方面不會有小的建樹。用數學的集合論術語，簡單來說就是"the set of good speakers is a strict subset of the set of good researchers." 去年暑假有幸參加四年一度的第三屆博奕論學會世界會議(The Third World Congress of the Game Theory Society)，聽諾獎得主萬斯基的研討會，感覺他不在那subset裡，而沒得諾獎但亦大名鼎鼎的楊爾(Peyton Young)卻是那subset中之星。

背負千斤日行步，攀涉萬里月引途

舉多一個例子，現於芝大的立斯徹(John List)，是另一個在那subset裡的表表者。立斯徹教授是現場實驗(Field Experiments — 大家不太懂的話，想想張五常在街頭賣桔)其中的一個先行者，亦是最近在公共經濟學(Public Economics)裡大行其道的慈善行為經濟學重要貢獻者之一。而他最讓我感到詫異的便是他的就業生涯。他在斷背山所位於的州份 — 華愛明 — 一所名不經傳的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Wyoming)拿博士學位。第一份教職也是在名不經傳的中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任教。跟著幾年後跳到二十大的瑪莉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現在是芝大的正教授。他這名乎其實的三級跳，我認為其中除了是由於他頂級的研究外，超卓的演講技巧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

我的導師說他近年在行內只見兩個人是可以這樣「升級」，一是像踏跳板的立斯徹，另外一個是慢慢爬上去現於耶魯的森繆遜(Larry Samuelson, not Paul)。森繆遜教授能有如斯能耐，一定是有「背負千斤日行步，攀涉萬里月引途」的氣魄吧。雖知一個「新鮮」的經濟學博士，一出道平均要降班五十個排名 — 如果你在麻省理工拿博士，第一份工作在匹玆堡大學任教，那已經是平均之上了。我的另外一位導師也是研究慈善行為的，跟立斯徹唸熟，也邀請過他來作講座。我們一眾研究生跟他會面時，他鼓勵我們不要因為出身「卑微」而妄自菲薄，要以他作榜樣。當時我不禁回應說："But your case is only one observation!"

老祖宗的同情心

上文提到老祖宗的「道德情操論」，卻沒有交待過這本巨著的內容。我家剛好有一本，而我可能是工廠生產出來的次貨，品質有點偏離正軌，有讀過一點點的「道德情操論」，在此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能對「國富論」裡這段有關自利的節錄最有印象：

"It is not from the benevolence of the butcher, the brewer, or the baker, that we expect our dinner, but from their regard to their own interest. We address ourselves, not to their humanity but to their self-love, and never talk to them of our necessities but of their advantages."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老祖宗是在「道德情操論」裡談同情心「起家」的。在此節錄開卷的頭兩段 — 沒有時間，不譯了：

"How selfish soever man may be supposed, there are evidently some principles in his nature, which interest him in the fortune of others, and renders their happiness necessary to him, though he derives nothing from it, except the pleasure of seeing it. Of this kind is pity or compassion, the emotion which we feel for the misery of others, when we either see it, or are made to conceive it in a very lively manner. That we often derive sorrow from the sorrow of others, is a matter of fact too obvious to require any instances to prove it; for this sentiment, like all the other original passions of human nature, is by no means confined to the virtuous and humane, though they perhaps may feel it with the most exquisite sensibility. The greatest ruffian, the most hardened violator of the laws of society, is not altogether without it."

老祖宗就是說連社會變態狂(sociopath)和心理變態狂(psychopath)也有同情心，跟我國孟子的「側隱之心，人皆有之」似乎是不謀而合。難道一東一西的孟子和老祖宗當年也看見了真理？接著下來這較長的一段中所說的，我曾想過建造一個模型來表達，但後來不了了之；這些非「主流」的東西，還是拿了終身教職再想吧：

"As we have no immediate experience of what other men feel, we can form no idea of the manner in which they are affected, but by conceiving what ourselves should feel in the like situation. Though our brother is upon the rack, as long as we ourselves are at our ease, our senses will never inform us of what he suffers. They never did, and never can, carry us beyond our own person, and it is by the imagination only that we can form any conception of what are his sensations. Neither can that faculty help us to this any other way, than by representing to us what would be our own, if we were in his case. It is the impressions of our own senses only, not those of his, which our imagination copy. By the imagination we place ourselves in this situation, we concieive ourselves enduring all the same torments, we enter as it were into his body, and become in some measure the same person with him, and thence form some idea of his sensations, and even feel something which, though weaker in degree, is not altogether unlike him. His agonies, when they are thus brought home to ourselves, when we have thus adopted and made them our own, begin at last to affect us, and we then tremble and shudder at the thought of what he feels. For as to be in pain or distress of any kind excites the most excessive sorrow, so to conceive or to imagine that we are in it, excites some degree of the same emotion, in proportion to the vivacity or dulness of the conception."

跟金剛經中所說的「我相」、「人相」、「眾生相」會否有絲毫的聯繫呢？

老祖宗文采一流，除了海明威，是我好好學習寫英語的對象。而大家讀了這兩段，應該能體會到麥哥拉斯姬教授的苦心吧？好了，是時候把「鏡頭」暫時轉回她身上了。

高斯。張五常。麥哥拉斯姬 (以年紀排名)

講座完畢，跟羅溫斯坦教授寒暄了幾句後便準備離去。但花蝴蝶卻拉著我，最終我也屈服了，向正準備離去的麥哥拉斯姬走去。

「麥教授，你剛才提到對高斯的思想只可以問道高斯，但據我所知，有一位中國經濟學家對高斯的思想也很有掌握。」我戰戰兢兢地說。

「誰？」她問。

「史提芬張。」我答。

「史提芬！那當然啦！當年我們在芝大是共用同一個辦公室的，是他教我有關高斯的思想的！」她興奮地說。

我當場呆了。她跟著便「一論嘴」跟旁邊的一位她的朋友說張五常是很優秀的經濟學家。學術以外，攝影、放紙鳶等樣樣皆精。她還說張五常當年對他誇下海口說要以老祖宗的傳統來教經濟學。她說到這裡，我終於有機會「答爹」，回覆說張五常用中文寫了「經濟解釋」，而籍著這本書，他現在在中國似乎是實踐了他當年的承諾了。麥教授跟著說她去年參加高斯在芝大舉辦的中國經改研討會，只能在DVD裡見到舊朋友，感覺很「有趣」(不一百個巴仙肯定記得她是說「有趣」，但應該不會相差太遠)。她給了我她的名片後，便匆匆離去了。當時沒預料到跟麥教授的邂逅還有下一章。